李井泉于1989年4月去世，家属经过反复讨论后，决定向邓小平写信。他们希望中央能够客观地评价李井泉的贡献，而非仅关注他所面临的困境。信中未提及争功，更没有回避四川在困难时期的粮食调动，只求公正的历史真相。邓小平审阅了信件，并给予了简短且有分量的回应：“主席有定论。”这五个字意义深远，因为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李井泉，称其品行端正、信仰坚定、才能卓越。毛泽东的评价成为李井泉的重要历史依据，因为他在党的早期和战斗中承担了重要职责，但很少为自己辩护。

李井泉于1909年出生在江西临川，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三师范。本来，他可以选择当老师。但接触马克思主义后，他意识到仅凭教授的知识无法改变国家的困难现状。1927年，他加入共青团并参与南昌起义的活动，随后在广东继续斗争，并于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。由于受过良好教育，李井泉既具备办事能力，也懂得思想工作。在苏区工作期间，他进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，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。毛泽东认为他不仅擅长写作，更重要的是他的立场坚定，因此将他提拔到了军队中锻炼。

李井泉逐步成为了一名重要的政治干部，担任过红一方面军直属队党支部书记和红三十五军、红二十一军的政委。他参与了中央红军长征，并经历了湘江战役、四渡赤水和强渡大渡河等重大军事行动。这样的经历在红军历史上并不常见，他的足迹遍布三大主力红军，熟悉各种部队的作风与挑战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他协助贺龙在八路军第120师工作，为晋西北的抗日根据地建设出力。在解放战争中，他担任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的政委，与贺龙一起为前线提供后勤保障。

凭借这样的资历，李井泉具备被授予将军军衔的条件。然而，1955年进行军衔制改革时，他已转入地方工作，许多战友因此未能参与授衔，这里面既有制度安排的原因，也有老干部自觉让位的考量。新中国成立前后，李井泉被调任到西南，陆续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、省委第一书记和西南局书记等重要职务。虽然四川土地辽阔、资源丰富，但因地理复杂和交通不便，恢复生产并非易事。

他致力于修复都江堰，重视水利工程以及铁路和工业建设，四川迅速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区，然而这也意味着沉重的调粮任务。面对全国的粮食短缺要求，四川被迫承担调运责任。问题在于，尽管丰收并不等于无限输出，尤其是1959年后四川的粮食库存明显减少。1960年，省内出现了自身困难，李井泉曾向上级反映请求减少外调，但由于其他地区形势更为严峻，四川仍需积极配合。

在此期间，四川外调的粮食数量巨大，李井泉面临巨大压力。有一次，他对催粮的电报感到愤慨，直言“你们困难，你们有国务院，我这里也是一个‘小国务院’啊！”这句话后来被恶意解读为想在四川建立“独立王国”。政治风波来临时，李井泉遭到冲击，他的家庭也蒙受不幸。1967年，他的二儿子李明清在北京交通事故中因心脏病去世，同年他的妻子肖里亦因冤屈遭到错误关押，最终于1969年离世。

恢复工作后，李井泉受到周恩来的要求进行案件严肃追查，但他选择不再追究，以避免更多人受牵连。虽然他内心的愤懑并未消散，但他将个人痛苦压抑下去。进入晚年时，关于四川粮食调配的问题，他很少作出解释。长子曾劝他写回忆录，澄清历史真相，但他始终拒绝，并让家人不要为他辩护。他常说：“对不起四川人民。”因此，李井泉去世后，家属致信邓小平，希望其评价不被片面观点左右。邓小平的批示虽简短，却清晰而有力，回应了他们的请求。李井泉生平的相关评价明确提到他为西南建设的贡献，以及作为一个正直之人的责任感。在他临终前选择不写回忆录、不争辩的背景下，这份评价，对于历史而言，积淀了重要的分量。